【第336期】鄭秉文：關于國資劃轉加大力度和提高透明度的提案
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是彌補基本養(yǎng)老保險基金缺口和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重要舉措，是國企發(fā)展成果全民共享的充分體現，也是優(yōu)化股權結構和推動國企深化改革的重要手段。經過多年的努力，2021年1月宣布中央層面劃轉國有資本充實全國社保工作全面完成，劃轉比例統(tǒng)一為國有股權的10%，截至2020年年末，共劃轉93家中央企業(yè)和中央金融機構國有資本總額1.68萬億元。
中央層面國有資本劃轉完成至今正好一年多，2021年分紅應該業(yè)已完成。根據公開發(fā)布的《關于2021年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說明》（以下簡稱《說明》），大體測算，2021年中央層面劃轉的國有資本分紅大約200億元左右：根據該《說明》，2020年預算編制范圍的中央企業(yè)實現利潤總額21175億元，歸屬于母公司所有者凈利潤8643億元，而2021年中國國有資本經營利潤收入1282億元。據此可大致推算出，用于補充社?；鸬膭澽D10%國有股權獲得的分紅大致應為142億元即（1282億元/90%）×10%。此外，劃轉的股權分紅還應包括部分中央金融企業(yè)，根據這些上市中央金融企業(yè)的公開數據，其股權分紅約幾十億元，故2021年中央層面劃轉股權分紅總額應為200億元左右。
200億元只相當于一年全國城鎮(zhèn)職工發(fā)放養(yǎng)老金總額的0.3%（例如，2020年全國城鎮(zhèn)職工基本養(yǎng)老保險基金支出51301億元），或說只夠全國發(fā)放一天半的養(yǎng)老金，實屬杯水車薪。據我主編的《中國養(yǎng)老金精算報告（2019—2050）》（2019年4月出版），從2035年城鎮(zhèn)企業(yè)職工基本養(yǎng)老保險基金枯竭開始到2050年，各年當期收支缺口簡單加總后高達86.8萬億元。在現有政策不變條件下，劃轉的國資從2035年出現缺口時就變現直至2050年全部變現，如果用全國社?；鹄硎聲?017年至2020年受托的各省城鎮(zhèn)企業(yè)職工養(yǎng)老保險基金平均投資收益率6.94%作為貼現率的話，需14.7萬億元的基金儲備，而目前全國社?；鹬挥?.5萬億元，加上劃轉的1.68萬億國有股權，規(guī)模也僅超4萬億（此外還受托投資管理地方基本養(yǎng)老保險基金1萬多億元）。即使劃轉國資首先以彌補轉軌時期由于實施企業(yè)職工視同繳費年限政策形成的基金缺口為基本目標和特殊用途，其劃轉規(guī)模與其未來實際需要相比也存在很大差距。
基于上述分析，為充實和擴大全國社?；饍湟?guī)模，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建議盡快探索優(yōu)化國有股權合理分紅機制?！秶鴦赵宏P于印發(fā)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實施方案的通知》（國發(fā)〔2017〕49號）（以下簡稱“國發(fā)49號文”）指出：“探索建立對劃轉國有股權的合理分紅機制”。國有全資企業(yè)稅后利潤收取比例按五類執(zhí)行，從第一類企業(yè)收取比例25%，到第四類依次收取比例為20%、15%和10%，第五類為政策性企業(yè)免收。目前五類企業(yè)平均收取比例為15%左右。對充實全國社保而言，200億元的分紅僅占1.68萬億元股權的1.2%。為提高分紅收益，建議綜合施策，盡快優(yōu)化國有股權合理分紅機制，例如，將劃轉國有股權轉變?yōu)槟攴旨t收益率4%—8%的優(yōu)先股；再如，在“雙碳目標”指引下適當提高資源型和高排放的企業(yè)收取比例，等等。
第二，建議研究進一步劃轉的可行性。在中央層面完成1.68萬億劃轉之前，業(yè)界和媒體對此抱以熱烈期待、極大關注和積極評價，有些部門和專家曾預測劃轉10%可為全國社?；饚?萬億元增量，有些專家預測是10萬億，甚至還有媒體說18萬億元。但近一年來，面對1.68萬億元的劃轉結果，業(yè)界和媒體皆袖手緘默?！皣l(fā)49號文”明確規(guī)定：“若需進一步劃轉，再作研究”。考慮到目前劃轉規(guī)模和分紅太少的情況，建議研究加快劃轉速度、提升劃轉比例、減少豁免劃轉范圍的可行性。
第三，建議提高國資劃轉的透明度。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10月召開的中央人大工作會議上指出：“不斷發(fā)展全過程人民民主”。2020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指出：“國有資產是全體人民共同的寶貴財富”。從當年實施IPO部分股權或增發(fā)部分股權“減持”或“轉持”10%，到現在股權劃轉10%，已有十幾年，業(yè)內沒有人會想到只有200億的結果。據報道，截至2020年年底，國有企業(yè)資產總額為269萬億元，國有資本權益76萬億元。充實全國社保既是國資管理，又涉及民生工程，應提高透明度，讓1.68萬億國資劃轉的范圍成為透明賬、明白賬。
第四，建議非上市與上市股權置換。除若干戶上市的中央金融企業(yè)以外，其余劃轉的國有資本幾乎均為非上市的集團股，全國社保在投資運營時，面臨流動性很低、缺乏市場化定價以及中小股東權益保障不力等問題。絕大多數集團雖未整體上市，但旗下不乏上市的子公司。建議今后通過資本運作將集團層面的股權下沉到上市公司，逐漸將非上市公司股權的賬面資產置換為上市公司股權。
第五，建議盡快出臺國有資本運作管理辦法。在中央層面，股權劃轉已完成，股權分紅已開始，對如何加強管理和提高回報率，“國發(fā)49號文”要求中央和地方層面的承接主體接受考核和監(jiān)督，這就需要承接主體形成股權管理、資產管理和資本運營三個環(huán)節(jié)的完整鏈條，當好“養(yǎng)命錢”的“紅色管家”。2019年改制轉企的浙江省財務開發(fā)有限責任公司的做法和經驗值得關注。為完善管理方式和提高管理效率，建議盡快落實“國發(fā)49號文”提出的制定國有資本運作管理辦法。
郝永平：加強對軟性歷史虛無主義的辨識與防范
借助互聯網、新媒體渠道與平臺，歷史虛無主義衍生出了新變體，即軟性歷史虛無主義。軟性歷史虛無主義的面貌是多重的，側重于采用迂回的、隱蔽的、片段化的方式進行傳播，必須加強辨識和防范。
軟性歷史虛無主義的傳播較為隱蔽，通常將意見、主張、立場等嵌入某些事件和輿論之中，以“造氛圍”“帶節(jié)奏”的方式“夾私貨”，對于黨的歷史，以細節(jié)遮蓋總體，以虛假代替真實，在博眼球、賺流量中，使人不知不覺受到影響。甚或它會在一些所謂“正能量”“主旋律”“粉紅色”的輿論信息中有意加載“低級紅、高級黑”類型的意見主張，使一些輿論在傳播中不知不覺變了味。
主要存身于互聯網新媒體輿論場的軟性歷史虛無主義的策略像游擊戰(zhàn)，將觀點化整為零，以碎片化、“蹭熱點”“搭便車”的方式輸出。只要受眾從某一個點上得出了符合其期待的看法，就算達到了目的。比如，一些電視劇和網絡小說，以“重新評價”為名，為反面歷史人物“正名”“洗白”，久而久之極易使社會大眾模糊是非、對錯、真假，從而混淆視聽。
軟性歷史虛無主義注重以其觀點和看法影響足夠多的人，從過去的專業(yè)或半專業(yè)圈子擴展到了一般網民，觸網就有可能受到其影響。這種“全面撒網”“多點開花”的做法，更有助于其從一些價值觀尚不成熟、判斷能力不強、網絡媒介素養(yǎng)不高的受眾那里收割回響，從而對足夠多的人造成一種整體上的影響。
張建平、謝智愚：世貿組織改革須系統(tǒng)考量氣候變化問題
近年來，世界貿易組織（WTO）處于改革進程中，而氣候變化問題與國際貿易的關聯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高度關注。歐盟正以立法方式推出碳邊境調節(jié)稅等新型貿易政策工具。WTO現有框架下主要推進環(huán)境產品協(xié)定談判，尚無氣候貿易政策的認定與協(xié)調機制，發(fā)達成員與發(fā)展中成員在碳減排義務分擔、碳關稅合法性及低碳產品貿易自由化等議題上尚無共識。世貿組織改革如何協(xié)調氣候與環(huán)境議題具有現實性與急迫性。
鑒于歐盟推出碳邊境調節(jié)稅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的法理依據尚不明晰，同時有可能對國際貿易體系的定價機制產生系統(tǒng)性的影響，建議WTO在改革過程中對貿易與氣候問題進行系統(tǒng)性考量。第一，WTO應鼓勵成員方碳市場建設。碳排放交易系統(tǒng)（ETS）是為溫室氣體排放定價的主要工具之一，也是具有減排效應的政策工具，未來WTO應當繼續(xù)鼓勵各成員方探索與嘗試建立全國性碳市場為碳排放定價，以市場化的方式逐步實現減排目標。第二，推動氣候問題的解決工具同WTO原則及其他國際多邊框架與公約相調試。充分研究《巴黎協(xié)定》中氣候變化的相關義務同WTO貿易規(guī)則的適應性，為碳邊境調節(jié)稅、環(huán)保產業(yè)補貼等政策工具尋找多邊規(guī)則的法理依據。第三，加快綠色低碳與環(huán)境保護生產技術的轉移與自由貿易的國際機制的建立，擴大低碳技術和綠色技術轉移的強外溢性效益，推動低碳綠色產品和服務的貿易自由化與投資便利化，實現各國綠色低碳技術潛力的協(xié)調發(fā)展。
王永進：厘清資源配置效率研究的常見誤區(qū)
誤區(qū)一：企業(yè)的收益生產率有差異就表明存在政策扭曲。根據Hsieh和Klenow（以下簡稱HK）指標的計算公式，即便在不存在要素市場扭曲的條件下，企業(yè)的收益生產率仍然可能不同。由于高效率企業(yè)的成本加成率更高，因此，高的收益生產率并不意味著這些企業(yè)面臨的要素市場扭曲更為嚴重，而是體現了更高的利潤率。
誤區(qū)二：貿易開放加劇中國的資源配置扭曲，從而帶來福利損失。HK在理論上證明，平均生產率與邊際產品收益的方差成反比。如果一個企業(yè)在國際市場上的存活，依靠的不是自身的低成本和產品質量優(yōu)勢，而是政府補貼，那么，關稅下降意味著享受補貼的企業(yè)的邊際收益進一步下降，從而加劇了資源配置扭曲。得出這一結論是因為采用HK指標測算企業(yè)面臨的要素市場扭曲。如前所述，這一指標實際上包含了產品市場扭曲和第一類市場扭曲。一旦剔除成本加成率因素，這一結論就不再成立。也就是說，中國出口企業(yè)的邊際產品收益依然是高于非出口企業(yè)的。因此，貿易開放不僅沒有加劇資源配置扭曲，反而增加了社會福利。
誤區(qū)三：HK指標無差異就意味著不存在要素市場扭曲。HK指標測算的是要素的邊際產品收益與要素價格的比例，并未包含所有扭曲。具體地，我們考慮兩種形式的扭曲：第一類要素市場扭曲是企業(yè)之間工資相等，但邊際產品收益不同；第二類要素市場扭曲是企業(yè)之間的工資不相等，但工資與邊際產品收益相等。HK指標測算的是第一類要素市場扭曲，但無法捕捉第二類要素市場扭曲。第一類要素市場扭曲源于企業(yè)在要素市場上的買方或賣方壟斷勢力；對于第二類要素市場扭曲而言，要素邊際產品收益的區(qū)別已經完全體現在要素價格差異上，但由于要素調整成本的存在，要素價格并沒有實現均等化。
李石：共同富裕的具體目標初探
筆者認為實現共同富裕要達到以下三個具體目標：
第一，覆蓋全民的、均質的社會保障體系。應該著眼于低收入人群，為他們編織一張社會安全網。這張巨大的安全網應該覆蓋人們的衣、食、住、行各方面，使人們無論處于國家中的任何位置，無論其天賦如何，無論其運氣如何，都能維持一種體面的生活。更重要的是，這張安全網應該是覆蓋全民的。因此，社會保障體系的建構必須保障不同社會成員的同等權利，尤其是給予低收入群體應有的重視。
第二，跨區(qū)域的、優(yōu)質的公立教育。任何人的全面發(fā)展都依賴于良好的教育，尤其是初等教育。因此，教育資源的公平分配是維護機會平等的關鍵所在。機會平等要求我們對資源的競爭定出統(tǒng)一的規(guī)則并嚴格按照規(guī)則執(zhí)行，不因性別、民族、出身、家庭背景、宗教信仰等因素而歧視任何社會成員。與此同時，為了實現更為公平的競爭，國家還應通過相應的制度和政策，補足那些在社會境況和自然稟賦方面處于劣勢的社會成員。
第三，貧富差距被控制在一定范圍內。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認為，社會中的不平等應該止于最小受惠者的所得開始減少的時刻。因為，如果不平等的程度進一步加劇，那么社會關系就變成一些人的興旺和繁榮以另一些人的犧牲為代價。此時，社會合作就失去了“互惠”的特征，不再是正義的了。由此，我們得到實現共同富裕的第三個目標：將貧富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圍內，但不追求收入和財富的平均。至于貧富差距應該被控制在什么范圍內，應以社會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為標準。
“學術卡片”欄目所摘選的文章，主要源自光明日報社光明智庫、思想理論網絡文章評價系統(tǒng)（iWaes系統(tǒng)）、光明日報理論部等主流媒體，希望借此欄目為廣大學者提供哲學社會科學最新、最權威的研究成果。
